2月12日，湖北省宜都市人力资源市场人流如潮。当天，该市举行“就业在宜都”专场招聘会，30多家企业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3000多个。图为应聘者正在仔细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曹礼达摄

    2月13日，贵州省贵阳火车站人山人海。春节过后，大批农民工准备进城寻找工作。图为两名农民工正在进站乘车。吴东俊摄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徐宝勤：

    在家门口打工更舒心

    “平时可以照顾小孩上学，晚上有空就去陪父母聊天……现在每天工作8个小时，工资跟上海相差不多，但生活成本低了不少。”

    “在上海打工跟家门口打工挣得差不多，谁还往外跑？”春节期间，记者来到山东临沂市罗庄区黄山村村民徐宝勤家，他说，一辈子在外打工总不是个事，“现在家门口打工，钱也不少挣，关键还能照顾家，感觉很踏实。”

    前几年，徐宝勤在上海一家工地做建筑木工，妻子跟着他在工地食堂做饭。2010年，老徐毅然放弃外出务工，选择到离村不远的华盛江泉集团木器加工厂打工，老婆则在本村的大蒜加工厂打工。徐宝勤介绍，以前在上海打工，每个月能挣2500多元，但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现在每天工作8个小时，工资跟上海相差不多，但生活成本低了不少。

    “在上海的时候，一日三餐至少10多元，一个月怎么也要400元；至于居住，在建筑工地附近租房子要一两百元，在城中心至少要300元以上；公交车最便宜的是1元，长线路跨区的最贵是7元；电话费一个月30—50元。如果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一个月至少要花八九百元，打工的收入要填进去很大一部分。”

    徐宝勤说：“每年去上海打工前，我和工友们都会在家乡药店买很多治疗感冒、外伤之类的常用药。”在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看病不仅很贵，而且老家的新农合医疗卡用起来也很不方便。2007年，徐宝勤曾把孩子带到上海，可到了孩子上小学的年纪，麻烦就出来了：进城里的公立小学太难，而专门为农民工办的私立小学教学质量又上不去。最终，徐宝勤把孩子放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顾。“每次在电话中听到孩子说想爸爸妈妈，我就很心酸。在外就是挣再多的钱，又有啥意思！”

“在上海打工这么多年，没想过在那儿安家立业？”记者问。

    “你这不是开玩笑嘛，太不现实了，想都没想过。”徐宝勤说，“大城市不属于我们这些乡下人，城里的房价就能吓死人。在外干活没保障，劳务合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概没有，可每当企业效益滑坡，就立即让你走人，没什么感情可说。”

    在外打工难处很多，但要想在家门口打工，关键还得找到活干。近年来，位于沂蒙老区的山东临沂市罗庄区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目前全区规模以上企业达402家。“企业多了，项目多了，用工需求也越来越大了。现在，区里的农民工在家门口基本不愁找不到工作。”罗庄区区委书记王行华说。

    回老家后，徐宝勤花了6万多元盖了4间大平房，自己装饰了一下，又安上了空调，宽敞亮堂。“在外想家呀！我父母已年近七旬，万一病倒在家，都没人照应。现在好了，在家门口上班，工资不少拿，4亩责任田也没撂下，多好啊！”

    “瞧，那是我去年刚买的！”徐宝勤说。透过玻璃房门，记者看到一辆米黄色的QQ小汽车停在院子的南墙根。“买了小汽车，上下班接送孩子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这几年，我们村很多外出打工的乡亲都回来了，平时可以照顾小孩上学，晚上有空就去陪父母聊天。现在，木器厂还给我们统一办理了养老保险，自己以后也可以拿退休金了。家乡生活这样好，我们何必出去打工呢？”徐宝勤说。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据了解，黄山村很多农民跟徐宝勤一样，在家门口就业已成了他们的首选。即使收入稍低一点，他们也愿意。2010年，黄山村共有30多位到东南沿海务工的农民，今年只有5位还有意外出打工，并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

 ■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聂杰：

    工作一直换来换去

    “学历不高，也没什么专业的技能，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机会就要好好珍惜。”

    本报记者 卞民德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十。在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四里八乡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年味依然浓。

    这一天，24岁的聂杰却不得不告别家人，背起行囊踏上外出务工的旅途。今年春节，因为要在单位加班，他直到正月初二才回到老家。“早点回去上班，现在工作不好找，有机会就要好好珍惜。”

    虽然年龄不大，聂杰却算得上是个“老资格”的外出务工人员。单说工作经历，绝对是一波三折。2007年高中一毕业，他就离开家乡远赴深圳，后来辗转至北京，如今又落脚上海。商场、广告公司、快递公司……在外务工4年多，聂杰已经换过五六份工作。

    “学历不高，也没什么专业的技能，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聂杰说，像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自己真正做成的工作主要还是靠老乡和熟人介绍，“也不是没有试着去找过，但大多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而且没少被骗过，有一回还差点上了传销公司的当。”

 随着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集聚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对于自己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聂杰心里十分清楚：如今的工作环境已经远不像自己的父辈外出务工时那样，用人单位招工的门槛越来越高，新一代的务工者正在从全国各地不断涌来。

    “大家都想在这里立足生根，以后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如果没一点真本事，早晚要被这座城市抛弃。”像许多同事一样，聂杰也在想办法利用工余时间给自己“充电”。来上海之初，因为对计算机感兴趣，他还特意去学过一年的电脑编程。

    不过，对于很多外出务工人员而言，提升自身素质往往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相对较高的学习成本、并不充足的培训资源，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障碍。在聂杰看来，外出务工人员一年到头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而且工作又忙，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好政策，但还远未满足巨大需求。

    “当然，我也不否认自己有些不安分，缺乏父辈那种奋斗的耐心和毅力。”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理想中的工作，但反思这几年的求职经历，聂杰觉得有不小的收获。“不敢说一定学到了什么，但至少可以不断地认识自己，明确未来奋斗的目标。”

    2010年下半年，聂杰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服装卖场做导购员。此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工作经历。“换来换去，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更适合自己，所以想要好好地做下去。”

    而这样的想法，源于聂杰谋划的未来图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不管怎样，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自强自立，先打好基础，再有针对性地去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何长发：

    外面的钱也不好挣

    “打工在外，每个月的花销不说，一年到头家里的事全靠媳妇一个人，愧得很。”

    本报记者 钱 伟

    正月初六一大早，江苏海安县海安镇不时传来清脆的鞭炮声。

    趁着返乡过春节的机会，记者来到海安镇海北村何长发家，他正把一大盆腌制的腊肉挂到大门口的墙上。

    “何叔，新年好，这么多腊肉过年吃得完吗？”

    “怎么吃不完？今年不出去了，在家有得是时间慢慢吃。”何长发黝黑的面庞上满是笑容，这跟他6年前第一次外出打工时的情景相去甚远。

    2005年，也是刚过完春节，看着当地不少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何长发憋不住了。没有找正规的劳务公司，也没有请外出打工的人帮忙，那年元宵节后，他就背上简单的行囊，揣上卖蚕茧赚到的4000多元钱，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时候哪懂呢，就觉得外面的钱好挣。”说到当时外出的草率，何长发自己也乐了。

    到了深圳，何长发才知道打工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小宾馆住了10来天也没有找到想象中“赚大钱”的工作。何长发急了。“后来找到了在深圳打工的同乡小张，在他介绍下，我到了建筑工地，每天按50元算，觉得凑合吧，万没想到那老板是个‘奸商’。”何长发说，一直干到12月底，包工头每月只给200元生活费，正盼着赶紧到春节算钱回家的时候，包工头失踪了。

    那时候的何长发还想不到维权两个字，在和工友们喝了一通闷酒后，他用仅剩不多的钱买了回乡车票。

    “当时真的快哭出来了，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难受。”何长发说，“回乡之后一时也不敢出去打工了，就经亲戚介绍，到了海安当地一家做外贸服装的工厂。”

    老何在服装厂一干就是两年多，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虽然不高，也没有更好的去处。然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厂里的效益急转直下，发工资都变得困难。

    “2009年春节刚过，小张他们又撺掇我出去打工，这次我跟着本县的一个建筑公司去深圳，心里踏实多了。”何长发说，到了深圳还是在建筑工地干活，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元，一下子干劲就有了。

那年腊月二十，何长发一分不少拿到了工资，开心劲儿就甭提了。他给媳妇打了个电话，说一定给她买套好衣服，却没想到买不到回乡的车票。“售票员说春节之前的票全没了，后来有工友买了‘黄牛’的票，价格高得吓人，我没舍得，就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等过完春节再回家。”过年回不了家，电话那头的媳妇哭了，老何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儿。“打工在外，每个月的花销不说，一年到头家里的事全靠媳妇一个人，愧得很。”

    本想春节过后回家，可是活儿不等人。等何长发真正下决心回家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12月了。

    回乡后，何长发赶上了海安工业园区集中宣传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在媳妇的反复劝说下，他参加了两场招聘会。“这才知道，原来海安工业园区的企业待遇都不低，保险啥的企业都包了。”何长发回家跟媳妇商量，今年就在海安工作。

    “挑了几挑，现在我决定到海安瑞安特机械公司，每个月可以拿到3000块钱，保险都是企业交，生活成本低了，也能照顾家里。”说着，何长发笑着起身，帮媳妇拧起刚洗完的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