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成为贪官其实并不难    

保  虎

    承诺“四不”并声称已完全做到的湖南祁东县县长雷高飞，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然而，这位高调述廉的县长，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抵御诱惑非常艰难，官员也是人。如果不带理念和意志做官，就很难做下去。我在大会上也说，在祁东的这段时间我敢承诺，但是我以后是否会成为贪官，不走到那一步，我也无法下结论。”(《中国青年报》8月23日)

    中国青年报这消息一出，关于《想不成为贪官到底有多难?》的文章在网上疯狂的转载，笔者也第一时间阅读了该评论。其实湖南祁东县县长雷高飞，作为堂堂正正的一县之长，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做到了“四不”即“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这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却说得那么不容易。笔者认为该县长的话语，似乎隐含着其所在地行贿受贿暗箱操作的存在，他似乎经受住了各种“糖衣炮弹”的袭击了，但是他没有被打垮，这说明了他是带理念和意志做官的。然而他又说：“但是我以后是否会成为贪官，不走到那一步，我也无法下结论。”这表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理想信念是灵魂，是动力、是方向。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希望该县长，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起好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处处有成效。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官。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安得下心，守得住身，既管好自己，也管好家人和部属，做到慎独、慎欲、慎权、慎微，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成为广大党员面前的一面旗帜。

     那么，想不成为贪官到底有多难?笔者认为，其实一点都不难，其法宝就是要学习《道德经》，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割脑袋”也要反腐败的决心，更要学习实践胡锦涛总书记的防止四个危险，经受住的四个考验的指示。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这是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一个更为显著的重要地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第五十六章提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因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一件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作为我们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转型期社会里、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在物质文明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的同时，人们来自各方面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失范、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美丑界限混淆，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不良现象不断滋生。其中，腐败问题已成为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信仰的流失，二是道德的滑坡。

    新中国建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意思是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又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事实确乎如此。一旦腐败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即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因此也有学者指出，五千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信官，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应该说，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尤其是诸如“物极必反”这样的自然规律，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老子这里，就已然是阐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据记载，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把《道德经》说成是“哲学的哲学”，这是因为“西方一切哲学思想，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源头。”在笔者看来，《道德经》不仅仅是一部哲学宝典，因为我们仍然可以从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全党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出发，去汲取老子思想（《道德经》）中的部分智慧和“戒律”，进而能够有效拯救起我们国民的心灵，大力倡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发扬老子思想中的守“道”守己，比如说树立在名利面前淡定自若、宠辱不惊、清静无为、豁达泰然的心境和做人处事哲学，以及“功遂身退”的非功利性价值观的道德伦理思想，深入学习和领悟《道德经》中的节俭质朴、俭以养德、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从政治国之道，同腐败斗争到底，以抑制现代社会奢华堕落的弊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五条“戒律”与现实实践给予我们的心灵启示

    “戒律”一：时刻铭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九章）。这是着重论述了私心私欲用事的害处和弊端，它告戒人们，凡是为了满足自己过度的私心私欲而为之事，所得之利，终究不能长久，必将会给自己留下祸端。腐败正是因此而产生，过度的欲望是腐败的根源，且这种因为自身过度的欲望所导致的一切后果、“报应”均是咎由自取。其一，它要求人们要抛弃那种“跟着欲望走，被欲望所牵引”,不可自持，甚至“卖身为奴”的生活，倡导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无私奉献，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为万物众生服务。深入解读这一段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它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党风建设、道德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其二，“功遂”要“身退”，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符合自然法则的，即“天之道”。“为官一时一地，做人一生一世”，“天之道”就是人所要效法的做人处事之道。“物壮则老”，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生、老、病、死围绕着宇宙不停地循环往复且又生生不息，这是自然界动、植物的规律，也是社会、人生和事物发展的哲学。个体的生命本来就是有限的，无论一个人官有多大，在位时间有多长，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唯有为后人在践行“道”的道路上作出典范者，方才载入清史、流芳百世。这就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他深刻而又具体地指出了“不能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可能要亡党亡国”，且身体力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充分彰显了作为一代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秉持的科学世界观和心底无私的高尚情怀，且令人肃然起敬。

    “戒律”二：时刻牢记，私心欲念，是一切邪恶的“种子”。“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这是告诉我们：一切的罪孽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欲望；一切的祸患起源于不知羞耻的不知足；一切的错误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想要得到。有德才能淡泊明志，律己才能宁静致远。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淡泊名利，砥砺名节，不为物思、不为名惑；多讲奉献，少讲索取；高扬正气，远离邪气。因此我们要时刻牢记总书记指出的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进而不断加强自禁自律，自觉拒除贪欲，才是自身之福，群众之福。因为，修德可以安身，思害可以防身，律己可以固身。人身如一国，疾病之所以越来越多，人们的体质之所以越来越差，根源都是一样。

    “戒律”三：时刻牢记，主动出击，才能防范于未然。“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其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章节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着重强调的是，唯有始终如一地做到防微杜渐，方才使人们无欲“无为”，恢复朴实无华的本性。以“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来看，说的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的。其一是要求我们要做到“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其二是要求我们要营造和构建一种“高压电线”般的、具有“伸手必亡”般的“防”。早在2005年，时任云南泸水县委书记的刘泉同志，在全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会中指出：林改资金属中央下拨专项经费，务必专款专用，任何人最好不要在此“打主意”，不要去“碰它”、“摸它”，这好比11万伏高压电，是碰不得、摸不得的，不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毁了一生的幸福……。这也是一种“防”，防止有人“惦记”此“香饽饽”（林改资金）而为其通上“高压电”，而11万伏意味的是“伸手必亡”——这是规律。

    从2010年初，中央颁布的《廉政准则》，其中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八大禁止、五十二个不准”，被不少学者和评论员认为这是“８道禁令５２条高压线”，所以我们应该力求在执行中做到不折不扣，不仅要真正要做到“以法治人”与“以德治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以“道”治人，让已贪腐或欲贪腐者均清楚地认识到，真正掌握生杀大权就是自然界，就是“道”，就是民心，不可自作自受。进而能够从实际执行的“反”中奠定坚实的思想上的“防”。这也是一种“一体两面”，即“反”中应有“防”，“防”中应有“反”。

“戒律”四：时刻谨记，不可为了自己过度的欲望而“瞎折腾”。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在古代是如此，在近代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比如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抗日英雄，各路风起云涌，使各族人民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必然。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说的是不要扰乱民众不得安居，也不要破坏民众谋生的道路。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大连高尔夫球场用饮用水浇草，而周围村民却无水做饭，且将用来浇灌高尔夫球场后的污水又直接排入城市饮用水水库而“循环使用”。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狎其所居”，“厌其所生”的标志。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在当今来说就是，老百姓之所以饥寒交迫，都是由于部分“中介”官僚侵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比如说中央向地方下拨的各类惠农资金在途“押运”中往往被“层层剥皮”，一直到村官这里也是如此，最后真正到农民个人手里的其实真的所剩无几；比如说象扶贫、民政、红十字等这类部门，越是在贫困的地方，越是“肥差”；又比如说有的单位头领，以各种名义和途径的往上“行乞”，结果是“要来的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要来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这些也是“其上食税之多”的标志。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它告诉我们的是，贪婪享受、聚敛财富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和谐，民众怨声载道。这里的“有为”说到底就是没有必要的“折腾”，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过度欲望而“瞎折腾”。比如说，我们某些官僚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欲望，着眼于有形的治理，目的在于实现个人权势、欲望、利益、名誉、政绩，而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样，其手段自然越来越复杂繁琐，百姓的心也很自然地跟着复杂繁琐起来，于是就象一堆乱绳一样，难解的死结一个又一个，为了解开这些死结又制定更多的方案，结果解开了几个死结却打上更多的死结。

    百姓之所以怨声载道，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根源只在于贪婪的人太多了。也正因为我们许多官僚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打着种种光明正大的名目出现在百姓面前，用名、用利来诱惑百姓，这样就使得贪婪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达146位“之最”；原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有20个情人且年龄都是16到18岁；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达17人。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钱学森之问）的原因之一。

    “戒律”五：时刻铭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什么意思呢？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不足的人呢？只有有道的人才（也就是得民心者）方才可以做到。从贪婪腐败方面来看，对于我们今天衣食无忧的“公仆”来说，由于一味贪婪恪守我行我素的“人之道”，进而层出不穷的收刮民脂民膏，这即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那些因“不足”而失去生存机会的民众必然会为争取生存权力而奋起反抗，所以老子便指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唯有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国家才会太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典型，因此当时有高级干部曾考虑到刘、张二人在战争时期有过功劳而向毛泽东主席说情时，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也是自然规律，也是“天之道”，也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即，“损去”刘张2人而“补”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的“不足”。因此也有老百姓说，刘张这两个人头换来的是我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留下了“杀了两个人，教育了一代党”的历史佳话。

二、“窑洞对话”和“进京赶考”的科学命题赋予我们的思考

    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共产党靠什么来打天下、保江山，跳出历代统治者都跳不出的“历史周期率”。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把郭沫若总结明末李自成政权灭亡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后来，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段“窑洞对话”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到更深程度。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里，“民主”，就是党要继续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拜人民为师，让广大人民群众做国家的真正主人；“监督”，就是要使我们党在人民的监督下获得保持清正廉洁的强大动力；“不敢松懈”，则是强调了在人民的监督下，党员、干部才不敢悖逆宗旨、胡作非为，进而获得不断提升自我保持廉洁、自律、自省的强大动力。

    1949年3月23日，是毛主席等人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北京）的日子。出发前，周恩来见到主席后问到：主席，昨晚休息的好吗？今天我们要赶路。主席很兴奋地回答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讲我们应当考个好成绩，我们不能退回来。主席接着讲，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能退回来，我们决不做李自成。这就是关于“进京赶考”的来历。在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一提到“进京赶考”，周总理也就立刻明白，这是要汲取李自成这个前车之鉴，因此马上指出了“我们不能退回来”。而毛主席为什么两次提到李自成？他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得到什么教训和启示？毛泽东深读史书，熟知历史，他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与当年的李自成在某些方面都有一致性，如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进行革命，都是经过几十年的长期艰苦奋斗，都是在革命胜利后进驻北平。但是李自成及其军队，在进驻北平之后，军纪松懈、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使一支英勇善战的威武之师溃败成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这就必然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可见，毛泽东多次提到李自成的真正用意是在告诫我们的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之时，更要保持和发展勤俭、廉洁以及锐意进取的优良作风。

     诚如，我国台湾师范大学资深国学教授曾仕强先生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多半是文人主降，而武将主战。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如果文官不为国家着想，而是一天到晚想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实自己的荷包，武将一听到边关告急，就害怕得想要投降，那这个国家还有何前途可言呢？

   “以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贪念来源于权力，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就必然要和金钱、名利甚至还有美色打交道，各个方面的诱惑也就随之而来，而关键是要做到不碰“高压线”，不折腾，不悖逆自然规律。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均必须是要建立在道德体系范围之内、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下。要“通过不断的廉政学习教育，未雨绸缪，形成‘不去为’的教育机制；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培养廉洁为荣、腐败为耻的风气和氛围，形成‘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形成‘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人民网.强国社区）。

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同时要求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其核心就是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理干部、从严惩治贪腐干部。而这些，其关键是在于落实。所以，作为我们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时刻重温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到的：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并用实际行动来应对各种考验、防范各类危险，尤其是同腐败行为抗争到底。

    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唯有在党的全部工作和执政过程中，始终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居安思危，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始终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反对腐败、消除腐败，才能使我们的各项事业得到健康发展、才能使我党的干部能够更加专业、规范，进而让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向上、绚丽多彩！

    总而言之，我们的干部要坚决抵制贪污腐败，从小事开始自律；用平常心看权力，用畏惧心看廉洁履职。用良好的心态武装自己，不因世事沉浮而改变，筑牢自律反腐防线，坚守岗位、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重要工作。放下身子，扑下身子，调整心态，看淡权力和财富，真正做到上不负党，下不负民。一言以蔽之，想不成为贪官其实并不难！

    (作者介绍：保虎，男，回族，1982年2月19日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现任云南西双版纳大学生村官（村支书助理）。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农民、农民工（搞过推销员、售货员、迎宾员、建筑农民工等）。2009年毅然放弃两次公务员的机会到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乡纳么田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