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绵阳在农历新年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会，也是绵阳被国家确定为科技城后，首次召开的以加快发展为主题的大会。

这一天，距离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绵阳科技城的重大决策，已经整整过去19年。

时间虽远，记忆犹新。在国务院的批复上，明确指出，“建设好绵阳科技城，把绵阳市丰富的科技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殷殷嘱托，犹在耳畔。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绵阳，做到了吗？

答案是，差得远！

绵阳，这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因城址位于绵山之南，能够受到更多阳光的眷顾而得名“绵阳”。

四川话中的绵，有慢的意思。

说一个人“绵得很”，即是说他动作慢。从最近些年的表现来看，这座城市总体是“绵”多而“阳”少，缓慢有余，阳刚不足。

有位无为

2018年，新任四川省委书记到任不久后，提出要实施“一干多支”战略，其中之一是要建全省经济副中心。

据传，有人迅速主动请缨，建议把绵阳确定为全省经济副中心。理由很简单，绵阳经济总量目前是全省“亚军”，多年前就已经在谋划建设全省经济副中心。

满满的热情，想不到换来的是冷水一盆，理由同样简单：不配。

谁配得上？稍后的会议中，省委书记给出答案：相信经过几年努力，一定能够形成几个经济总量3000亿元到5000亿元左右的城市，到时候我们会敲锣打鼓把“副中心”的桂冠给你戴上。

听明白没？3000-5000亿元，是门槛。绵阳，还差得远。

在全省的经济大盘中，绵阳虽然经济总量长年高居全省第二，但从纵横比较来看，其表现确实差强人意。

一是小。

尽管名列第二，但是总量只相当于全省总量的5%左右，占第一名成都的15%。和总量的相对小相比，和背后追兵的差距小才是关键。

2018年，绵阳GDP为2303亿元，和第三名德阳的差距只有不到90亿元，和四五名的差距也只有100多亿元，形象点说，后者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赶上来了。

“标兵追不上，追兵甩不开。”这就是绵阳在省内境况的真实写照。

跳出四川，在全国大盘中，绵阳地位衰落的程度就更见明显。

20年前，绵阳经济总量曾位居西部所有城市第五，仅次于成都、重庆、西安和昆明。

1998年，绵阳GDP为310亿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以吊打一堆省会城市，比如合肥、兰州、南宁、贵阳等等。那个年代的绵阳是真牛。

如今呢，连前15都排不上。在陕西都只能排第4，前面分别是西安、榆林和咸阳。

湖北和武汉的经济总量分别和四川及成都差不多，但其第二三名却都已经突破4000亿元大关，差不多是绵阳的二倍。

相比之下，四川的亚军弱爆了。

二是慢。

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除去最近两年，在过往的20年中，绵阳的经济增速是落后于全省大部分市州的。

1998年，成都市GDP为1102亿元，到2018年，变成了15342亿元，是20年前的近14倍；德阳从231亿元增长到2213，是之前的9.6倍；宜宾从168亿元增长为2026，是之前的12倍，泸州从156亿元增长到1695，是之前的10.9倍；达州从174亿元增长到1690，是之前的9.7倍。

相比之下，绵阳从309亿元增长到2303亿元，增长不到7.5倍。

这意味着，在过去20年中，绵阳在经济增速全省排名前七的市州中，增速是最慢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在2017年前，绵阳经济增速长年在全省排名第五第六，甚至第9。

体量虽然相比较大，但是速度慢了！

第三是弱。

什么是经济副中心？

去年，四川日报曾经专访10多位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致的观点是，经济副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缺乏带动性就只是一个城市，而不是经济副中心。

经济副中心不仅要看“吨位”还要看经济“质量”和“担当”。城市和人一样，块头大的未必有力。

城市人均GDP是判断城市层级的重要线索。经济副中心既要能“承上”，也要能“启下”，要有稳定的对主中心城市辐射功能的承接和传递能力。其中，核心就是“稳定”“”辐射功能的承接““传递能力”。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进一步将经济副中心在全省经济发展中所应担负的功能分为三类情形：

一是承担，全省经济副中心要成为全省某一或某些经济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和核心功能区；

二是共担，全省经济副中心与省域经济中心共同担负某一经济功能，成为全省该项经济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三是分担，发挥辅助作用，分担全省某些方面的经济功能。要成为全省经济副中心，至少要能够“分担”。

从上述所有指标来看，绵阳都还不够。一是人均GDP只能排在第六；二是其辐射带动能力非常有限，自顾不暇。

小、慢、弱，这三大特征，注定了绵阳目前尚不具备成为经济副中心的资格。

非常跌落 

绵阳的衰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份西部城市近20年GDP前十的名单，清晰描绘出绵阳的“跌落曲线”。2000年前，绵阳经济总量曾长期高居西部第五，仅排在重庆、成都、西安和昆明之后。2001年是第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绵阳的GDP在西部的占位多年来首次被挤出前五，排名第六，2002年继续保持了一年，到2003年，继续下跌一位，至第七；再稳一年，到2005年，又下跌一位至第8。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后，绵阳平均每两年的排位下跌一位。

2008年是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西部经济总量前十的列表中，多年来第一次没有看到绵阳。那之前的05、06、07三年，绵阳GDP一直保持了第八的排位。

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外部看。2000年，西部大开发拉开大幕；此后一年，中国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水平被提升至全新的水平。中国经济因此一扫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阴霾，驶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车道。

开发与开放，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国内很多地区，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正是借着这股春风，加快发展。

从具体的名单来看，在这一年及随后几年中，“挑落”绵阳的包括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省会城市，都是借着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春风，乘势而起的。

过程中，作为二级城市，相对于省会来说，肯定没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这一年末，国家正式启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上马，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煤炭、钢铁和水泥等产业急速扩张。

这一年将绵阳挤出前十的榆林、曲靖两地，分别来自陕西和云南，两地分别是远近闻名的“煤都”，矿山资源丰富。

相比之下，绵阳本地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用当下网络流行语来说，属于典型的“家里没矿”。

因此，被两个此前看不上眼的小兄弟挑落马，完全在情理之中，形象地说，是“煤炭打败了电子”。

从内部看。2001年，绵阳南郊机场建成通航。而此前一年，也就是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绵阳科技城。放宽视野，再往前走，1998年，成绵高速正式竣工通车。

综合上述三个因素，我们很容易联系到“如虎添翼”这个词，科技城是“虎”，而机场和高速是“翼”。

吊诡之处在于，“老虎”并没有插上翅膀，或者说，翅膀本身没有发挥出让“老虎”飞起来的作用。

通航第一年，绵阳南郊机场旅客吞吐量只是预期水平的34%，年亏损额高达3800多万元，一些场地闲置甚至已经变成羽毛球场。

在当年焦点访谈的一期节目中，出镜接受采访的时任市长黄学玖一脸惶恐。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四川，绵阳几个县区都是极重灾区，尤其是北川，整座县城都成为废墟，成为当年地震中唯一一座易地整体搬迁的县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

用时任市委书记谭力的话来说，地震把“绵阳几十年积累的家底全部葬送了”。

外部的机遇没有抓住，或者说没用好，内部的挑战伤害极大，外患内忧，绵阳的衰落成为必然。

当然，从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中，绵阳的衰落过程基本是一直在持续，直到最近两年，其跌落的态势才稍微放缓。

2017年和2018年，绵阳的GDP增速重新回到了全省前三的位置，尤其是2017年，甚至达到了全省第一，有些指标，比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甚至达到建市以来最高。

然而，这种速度上微弱的领先对于其在全省乃至西部的排位，杯水车薪，暂时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

致命割裂

打开一幅绵阳地图，绵广、绵遂、绵西3条高速公路，像3条黄色丝线，从不同方向把绵阳城扎成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市内几大区域都囊括其中。

现实中，绵阳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紧致。涪江从北至南穿城而过，把整座城市劈成两半，西侧是主城区，东侧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俗称9院。

东西两块城区，西侧主民，东侧主军，分别自成一体。尤其是东侧的9院，拥有学校、医院等一系列配套，除了火葬场，几乎什么都有，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

问题恰恰就在于，当初国家提出建设科技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九院。

绵阳九院是国家计划单列的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集理论、实验、设计、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其前身为二机部的核武器局。

成立60多年来，9院院址曾历经多次搬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搬迁到绵阳，其现在的地方被称为“科学城”，汇聚了全国20多位顶尖院士，科研实力强大。

把“科学城”放大为“科技城”，一字之变，内涵丰富。让当地丰富的科技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从学术研究到科技生产，这是国家的初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国家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

多年来，尽管国家和四川一直在在倡导，但是军民融合进展缓慢。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特殊的体制机制，九院原属二机部，现在是国防科工委直管，行政级别与四川省同等级，院长属副部级。

这就是说，从行政管辖来说，别说绵阳，连四川对九院都没有管辖权，吼不住。

另一方面，九院从事的是国家最核心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属于国防军工领域，和一般的军民融合不同，要把核技术转变为民用领域，落差大，转化难。

这是绵阳军民融合推进艰难的重要原因。去年，笔者曾有机会进入到九院一次，其过程之艰难，检查之严格，简直旷古绝今。

正是这种严格的保护，割裂了绵阳与九院的联系。而对于致力于军民融合的当地来说，这种割裂是致命的。

截至目前，当地推进所有的军民融合的努力都是外围和边缘的。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光轮效益”，它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其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误。

通俗地说，绵阳具备光轮效益，是一座颇具“欺骗性”的城市。

在科学城的外表下，科技对于经济的贡献其实并不大。大部分科技资源都是呆滞的资产，并没有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

 

数据显示，2017年，科技城GDP达到1477亿元、增长9.9%，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科技创新综合水平指数70.6%，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8%，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7%，位居全国地级城市前列。

同一年，绵阳军民融合企业总数达321家，军民融合企业产值突破153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

从表面看，这些数据光鲜亮丽。但如果深入分析其结构，就会觉得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并不是说数字造假，至少是说这种军民融合的统计范围值得商榷。

在1500多亿元中，如果算上长虹，其一家的产值就超过1000亿元，再加上九洲、利尔化学等少数几家大公司，数字会无限逼近1500亿元。换句话说，抛开长虹等几家大公司，绵阳的军民融合产业的产值少得可怜。

割裂的不只军与民，还有市与县。

从外表看，作为四川的第二大城市，绵阳城市建设水平比较高，人均环境较好，但一旦离开中心城区，其余几个县市，情况就会一落千丈。比如平武、北川、安县、梓潼、盐亭、三台。

从GDP数据来看，全市最高的江油，其次是涪城，三台第三。其余分别是游仙、盐亭、梓潼、北川、平武，其中到2017年，梓潼、北川、平武都还没有突破100亿元。

有市无县。除了中心城区象模像样外，绵阳落后的县域经济已经成为制约当地均衡发展的一大短板，这与相邻的德阳迥然不同。

后者尽管市区不如绵阳，但各个县都发展很好，比如什邡、绵竹、广汉，一个个都很厉害。外工内农。

从外在看，绵阳是科技城，但剥开这个外壳，实际情况和名号很不一样。2018年，绵阳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3.08：40.34：46.58，而全省的平均水平是10.9：37.7：51.4，一产高而三产低，绵阳的农业占比依然较高，当地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依然较低。

形象地说，绵阳依然是一个披着工业化外衣的农业大市。

 神奇生死

为什么内地很难成为沿海地区？

今年春节期间，微信上一个“小道学官”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郑褚所写的“回乡随想”。

作者老家在北川，2016年春天，他和朋友驾车从成都出发，经贵州、广西，花三天时间到达广州。

这一趟横穿中国西南腹地的旅行，结果他发现：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蛋糕，那么繁荣的珠三角只是蛋糕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奶油而已。

最终的结论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发生的这一切，也许永远不会在内地发生，沿海和内陆的命运早就已经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方向。

问题是，为什么？

在后文的叙述中，作者给出分析。以北川为例，2017年GDP是50亿，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4.51亿，而政府支出是24.45亿。

对比地震前的2007年，北川的GDP增长了4倍，而政府支出增长了8倍。

整个绵阳市2017年的GDP是2075亿，政府的公共预算收入是111亿，支出是416亿。跟2007年比较，绵阳的GDP增长了3倍，政府支出增长了4倍，此外还增加了约200亿地方债。

如果拿绵阳和广州市番禺区做个对比，2017年番禺区的GDP和绵阳差不多，也是2000亿，番禺的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141亿，高于绵阳的111亿，但番禺的公共预算支出是133亿，远低于绵阳的416亿。

 

这时候会发现真正的内地特色：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这种大环境下，最有价值的方向也是参与分体制内的大蛋糕，这也就难怪生意人眼中本地最主要的生意就是「挣政府的钱」。

政府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这既是因，也是果。政府主导了经济活动，市场经济不彰，活力不强，反过来倒逼政府出手，如此恶性循环。

这才是绵阳，乃至所有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共同根源。从历史上看，绵阳发展的迟缓和长虹的衰落是一脉相承的。

长虹的营收基本是绵阳经济总量的一半，最高峰时绵阳的财政八成要靠长虹。然而，随着近年来，长虹的持续下行，逐年跌落到全国家电产业的第二梯队，利税逐年减少，最后发展成“营收破千亿，利润只有几个亿”的格局，“感觉身体被掏空”。

问题是，为什么长虹会有今天？

长虹的答案或许就是绵阳的答案。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国有企业的劣根性造成的。

创新不足，明明一把手能力不足，却缺乏纠错机制，长达16年不换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长虹一天天衰落下去，成为“家电行业中房地产做得最好的公司”。

这已经不是赵勇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体制在作祟！

其实，早在1999年，长虹就开始制定民营化计划，核心便是国有股减持，目标是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其中便包括管理层对公司国有股的购买(MBO)。

2002年，倪润峰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长虹将成为民营企业。”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长虹的民营化计划中断了。

尽管我们不能说民营的长虹就一定会比今天的长虹好，也有可能失败。但我们坚信，民营的长虹一定会比当下的长虹更具活力和狼性，而不至于像当前这样，任凭对手反复碾压。

放宽视野。过去20年中，绵阳衰落的企业岂止长虹。

历史上，绵阳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出众多明星企业，闪耀全国。

作为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布局的重点钢铁企业，长城特钢在上世纪曾经创造了辉煌成绩，一度与绵阳市另一家大型企业齐名，被称为“地上长钢，天上长虹”，鼎盛期拥有2.8万名正式职工，利税排名全国前60位。

然而，由于长期经营不善，2004年被攀钢重组，随后被终止上市资格，绵阳由此痛失一家宝贵的上市企业。迄今，提起此事，很多人都扼腕长叹。

吊诡的是，重组长钢的攀钢后来又被鞍钢兼并。救人的人反被人救，这是后话。

双马水泥。始建于1956年，是我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全套设备从德国引进，为当时亚洲最大的三家水泥企业之一。然而，后来被拉法基收购。

铁骑力士、丰谷酒业、五牛香烟、光友粉丝……20年前的绵阳，一大批明星企业活跃在全国的市场舞台上，星光璀璨，然而，时过境迁，当下，这些曾经的明星企业大都风光不再，死的死，垮的垮，病的病，跑的跑……

企业是一个经济体最基本的单元，如同人体细胞一样，大批企业衰落的同时，带动的是整个绵阳的衰落。少数几个企业衰落，可能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是一个地区大面积集中衰落，背后必然有土壤和环境的因素。

另一个可以佐证这个结论的证据在于，自上一批绵阳企业集体衰落之后，绵阳再无几家在国内拿得出手的企业。

比如当前大家热议的独角兽，绵阳有一家吗？

企业的生生死死原本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我们原本并不担心老企业的消失，担心的是没有接班人。

找到了病根之后，出路其实已经摆在眼前。对于当下的绵阳来说，最光明的选择不是去继续竭政府之力，亲力亲为，推动什么科技创新，而恰恰应该放弃那些花拳绣腿，集中精力办好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 彻底摒弃“老子天下第二”的自大意识，跳出绵阳看绵阳，对标先进，刷新坐标，看到差距，强化危机意识和清零意识，奋起直追。

第二， 大力整顿吏治，精兵简政，彻底改造干部队伍，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现代化。

第三．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从细节入手，从关键环节入手，包括法治、政务、产业、社会、开放等层面，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

第四．大力实施国企改革，对现有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股份化、现代化改造。加快僵尸企业的清理力度，加快落后产业和落后企业的出清，打扫好屋子，准备迎接新的客人。

第五， 立即撤换长虹领导层，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新的领导人，并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彻底改革。

下成绵高速进入绵阳南，过收费站，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蘑菇云雕塑。也有人说它像一把钥匙，而绵阳，目前，正期待一把打开高速发展之门的钥匙。